制造业生产指数扩张 工业经济持续恢复

当然，法哲学要真正地对部门法哲学的研究起到支撑的作用，面对中国和世界法律实践，关注法律的价值前设和价值取向，关注法律的体系结构及其功能，关注司法情境下的法律适用及其制度意义、等等，反思和超越其传统的理论框架，超越教条化，才能为当代中国的部门法学研究的深化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很多年前，康内尼（Konecni）和埃贝松（Ebbeson）在模拟陪审团研究的外部有效性的评论中就指出了这一点，写到：应用学科的研究必须关注外部有效性和非常高程度的普遍性……令人吃惊地是，尽管法心理学有明显的应用性质并且‘烘干了的外部有效性观念已经被接受，但是在法心理学范围内绝大多数研究中，通常都忽视了外部有效性.[102]因此，对法学的鉴赏力以及司法实践会给法心理学家们提供一种检验自身或者他人研究是否有外部有效性的能力。尽管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重要的是其在有些时候会限制研究者发表或分享发现的能力。

除了在法律界人士可获取的来源内发布研究外，心理学家们在使用非正式的网络传递信息方面做得很不错。Law-related courses and programs in graduate psychology departments. American Psychologist, 37, 267-278; Hafemeister, T., Ogloff, J. R. P., Small, M. A. （1990）。对法学要有广泛且深刻的理解与鉴别力的第二个原因是：给予个人以有机会识别有趣的法学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法心理学研究是重要的（这一点将在下文中展开讨论）。（八）、法心理学领域需要扩展以涵盖法学的其它领域 尽管有反复的警告，但从法学的角度来看，法心理学所涵盖的主题依然狭窄模糊。只要说律师、法官和司法界的其他人没有阅读心理学期刊就够了——在我的经历中，他们甚至可能不知道如何找到这些期刊，如果他们有这样的需要的话。

事实上，很多拥有少许法学能力的心理学家跳槽到法心理学进行研究，只会生产出有效性受到怀疑的研究成果。[36] 除弗洛伊德和闵斯特伯格之外，20世纪前30年间，一些心理学家在其著作中，或对心理学可能应用到法学中做出了评论，或实际上已经对相关的论题进行了实验。[43] 参见[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7-61页。

对此问题的研究很难超出对由判断者之个性与意识中之情感因素所决定的对于不同预设之选择。被告皮特思继任后，整理出版了原韦盾汇编的判例报告，双方发生争议对簿公堂。[21]自由、安全、秩序、效率等等价值无不为立法者所关心，它们往往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如果离开条件和语境，空洞地探讨各种价值位阶毫无意义。当然，这种有目的地剪裁离不开人的主观取舍。

周赟：《道成肉身:论庭审过程中法律事实的生成》，载《中外法学》2011年第3期。[24] 但遗憾的是，国内学者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参见焦宝乾：《事实与规范的二分及法律论证》，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4期。

[25] 林来梵、翟国强：《宪法学思考中的事实与价值》，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价值的本质则是自由选择和自由肯定，论证不能逼使任何人承认一种他本人不赞同的价值。[51] 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序言部分。郑胜利：《论知识产权法定主义》，载《中国发展》2006年第3期。

是美还是丑——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真、善、美。但靠直觉作出的判断并不能保证其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色盲是因观者视觉之缺陷这一客观原因导致的错误的事实判断，而并不意味着他对封面颜色做了纯主观的价值判断。法律规范的普适性和强制性就在于：针对特定事实，立法者在多元价值中选取了一种价值，并要求人们共同遵循，否则便施以惩戒。

另一方面，不同原则间的冲突并不导致其中之一彻底无效，当各个原则互相交叉的时候，……要解决这一冲突，就必须考虑有关原则分量的强弱。[12]而一旦某一价值取向成为人人都应当认同并遵循的标准，便具有了劝导、约束和限制的功能，其用意就不单纯为表达某种强烈的情感，而是想影响他人的选择，规范他人的行为，这一典型便是法律。

事实问题是就自然是否如此的认识与描述，而价值问题则是就人类应否如此的判断与取舍。……如果有法律权利问题的话，就一定要预定一个法律规则。

另一方面，这种带有约束力的价值评价又反过来引导、调整人之行为这一客观事实。相比规范非此即彼式的二元选择，原则更为灵活：一方面，原则不具有强制性，其适用须根据个案之情形具体衡量。[48] 殷鼎：《理解的命运》，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54-255页。学界近来流行一种观点，即认为知识产权并不是什么自然权利，其产生完全是一种经济需要。  三、自然权利与法定权利之争 作为认识论的事实与价值二分法不仅对于纯粹的法哲学、法理学研究有益，[24]对于部门法研究同样如此。[32] 易建雄：《数字技术与版权扩张》，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91页。

[39] 正是基于这种价值考量，法官才强调著作权乃法定权利，而非自然权利。[30] 李扬：《知识产权法定主义及其适用》，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2期。

[46] 参见李扬：《知识产权法定主义及其适用》，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2期。[47]这种法益，不论是在一般的民事立法中，还是在知识产权法内，均有所体现。

借由这一哲学原理，可以探讨自然权利与法定权利之争，并揭示规范与原则的构造机理、法官的价值取舍与修辞技艺、自然法的意义与功能等诸多法理学命题。而价值则是主观的，它是人基于特定需求对客观事实的能动反映，态度、偏好、情感、意志、目的等因素对评价结果产生综合而复杂的影响。

但我们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否定法律事实的客观性。价值取决于需求，而需求则取决于人性，故价值问题最后落脚点不是别的，就是也只能是人性问题。[19] [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2页。[6] 孙小龙：《杜威对事实/价值二分法的批判》，载《广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40]而异议意见则从作者利益出发，认为著作权立法只是对每个人都应从其劳动中获得回报这一自然权利的确认，即使由于没有履行立法所规定的形式要件而无法取得成文法保护，但仍可以得到普通法的保护。[13] Edward L. Rubin, Legal Scholarship, in Dennis Patterson ed., A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of Law and Legal Theory ,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 1996, p. 562.r [14] 朱庆育：《私法推理的典型思维》，载郑永流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五），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105页。

人没有‘本性——没有简单的或同质的存在。[20]这一观点其实与前述休谟、摩尔等人的观点不谋而合，即价值判断完全依赖于人的主观情感和经验直觉，而不是逻辑推演的产物。

这是因为，直觉是既往经验的产物，而事实却总是变化，其中的一些新信息尚未被直觉捕获，以此作出不符合现状的判断也就在情理之中。吴丙新：《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作为一种合意的法》，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6期。

于此，事实与价值的界限也就荡然无存。而边沁的功利主义论、[43]奥斯丁的权利法定论[44]为证成知识产权乃法定权利（实则为证明公共利益的正当性）同样发挥着说服功能。知识产权是自然权利还是法定权利？是一个伪命题，但这一伪命题却揭示了人类在认识事物上的天性，即习惯从已知的、具体的或熟悉的事物来推测未知的、抽象的或陌生的事物。《法国民法典》的编纂者就清楚地意识到，立法者即使尽其最大想象力也不能认识到所有问题的案件类型并予以判断，因而必然要给司法判决留有余地，即法律在不可预见的个别情况下的具体化和它对变化的社会需求的适应。

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由此可见，哲学观念或文化思潮有助于理解和捍卫一种法律制度，但绝不是产生这一法律制度的本源。

打个比方说，假定A、B、C三个材料呈现于法官面前，C因欠缺可靠性（未超过合理怀疑）被排除，B因不符合立法者的价值取向被忽略，最后具有客观性且符合立法者价值取向的法律事实只有A一项。一本绿色封面的书对观者而言，是不是漂亮，是不是有吸引力，其内容是否有违公序良俗，这些才属于价值问题。

同样在1769年的Millor v. Taylor案[36]中，法官阿什顿也指出，任何人对其身体、生命、声誉和劳动等享有支配权，换言之，对任何可称之为他的都享有财产权，因此一个人所创作的作品当然是他的财产。[8] [比利时]佩雷尔曼：《逻辑学与修辞学》，许毅力译，载《世界哲学》1988年第4期。